今年对于台湾作家骆以军来说意义有很多重。7月，凭长篇小说《西夏旅馆》赴港领取近年在华语文坛声誉渐起的“红楼梦文学奖”，成为继贾平凹、莫言之后第三位获奖者；9月，在香港和香港作家董启章以“《西夏旅馆》与《自然史》的对话”为题共线月，进京参加“理想国文化沙龙”，与梁文道对谈“文学两岸”；11月，携妻带子到北京，既为“温世仁武侠文学大奖”短篇小说决审，也让初到大陆的一双幼子从故宫到烟袋斜街领略一番京城气象……久闻其名不见其书的大陆读者，或可因他《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西夏旅馆》有望在明年初推出简体版而缩短时间上的阅读期待，这也是他的作品首次在大陆出版。

　　采访在骆以军一家下榻的酒店房间进行，据说很怵与陌生人打交道的他当天紧张得没吃晚饭。好在可以抽烟可以握着一罐冰啤酒甚至可以光着脚也可以不梳理蓬乱的头发，我们的话题从他酝酿十年、写作四年，皇皇四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西夏旅馆》开启。在这部小说里，他的文学才情、写作野心得到相当充分的展现。汪洋恣肆的小说语言和繁复多变的意向隐喻，历史和当下的交织，梦境与现实的汇集，都被他巧妙地设置在蜂巢般迂回嵌套的结构里。我发现，一旦进入文学正题，他的拘谨和焦虑都不见了，眼睛泛着自信的光，手舞足蹈神采飞扬，间或出没在对话里的脏字就像他偶尔迸发出的大笑一样，成为验证他人如其文的招牌。

　　骆以军：缘起就是我和太太很多年前在中国大陆的那次西北旅行。我们去了宁夏的西夏王陵，看到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陵墓，突然很震撼。

　　我二十六岁前后都在写短篇小说，也在台湾得了一些文学奖，被贴上诸如后现代写作之类的标签，追求技术性的写作，我觉得自己到了该有突破的时候。三十岁时我达到一个写作高峰，那时我太太生小孩，我的写作爆发力很强，一年出一个长篇，每个都不重复自己，在和上一部较力。后来因为要赚钱养家，我去写杂志专栏，差不多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才想要写《西夏旅馆》。

　　从我第一次看到西夏王陵到动笔写《西夏旅馆》隔了十年，一直不敢碰这个题材。毕竟我此前的写作都是关于城市里人和人的疏离的，在台湾受的文学教育也是现代主义。可是我特别想写写西夏，又根本搞不清应该怎么写，我不擅长写历史，没有张大春老师那么好的古典教养，也不想把它写成历史小说。那段时间我读了不少大陆出版的党项史，还有西夏党项史料汇编什么的，甚至还查阅了唐代回鹘的契约。

　　骆以军：2005年我动笔的时候都快四十岁了，憋了这么久，特别有斗志。记得大春老师写《城邦暴力团》的时候是四十出头，那是他的立碑之作，朱天心三十九岁写出《古都》，朱天文更早，三十八岁写出《荒人手记》。对我来说，四十岁写《西夏旅馆》就是我的立碑之作。写这部作品我所耗费的力气是从前每一个长篇所花力气的四五倍，不只是文字篇幅，还有文字的密度，还有我要调度的小说幻术。

　　骆以军：最难的还是台湾的专业作家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经济状况。很多我下一辈的作家写得非常好，可他们还在贫穷线下面，这不只是指经济上，还意味着他们的经济状况不能保障他们从容地写作。在台湾，一部长篇小说常常只能卖两千本，我用一年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版税可能也就拿七万块台币。问题是，《西夏旅馆》我写了四年。

　　骆以军：是啊。三十几岁时我过得特别苦，现在回想又觉得特好，像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中那个打包工汉嘉那样，整座城市是倒转的金字塔，他是城市最底层的承受者，很多很多哲学书、文学经典随着废纸倾倒下来……其实那是小说家的隐喻。

　　三十岁的时候我为养家而焦虑，接了很多广告文案、剧本的活。拿到辅导金拍广告的导演很多是骗子，我一个月可以写出剧本，给他他就要求再写。这种活不是我能做得来的，对我来说，写这些东西也当作创作。

　　写专栏是后来。有些长辈担心我会把文字感觉写坏，其实这对我是很好的锻炼。想想吧，即使像姚明这样伟大的运动员都有低潮，哪怕你的天赋是地球人中最顶级的，比如我有时会想象自己是顶级的小说家，哈哈，一旦受到冲撞和伤害，首先受伤的就是脑袋。我有好几个同辈的作家朋友都得了抑郁症，有的自杀了。好在我过了这个坎。

　　读书报：很多读过《西夏旅馆》的人都无法用三言两语概括书中的故事，你自己说说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

　　骆以军：最早没想到“旅馆”这个意象，只是想写“西夏”，原来书名叫《如烟消逝的两百年帝国》，写西夏灭亡者的恐惧。这里所说的灭亡对我来讲不是肉体或个体的灭亡，当然在小说中还是处理成个体的灭亡，其实灭亡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像我这样台湾的外省二代的认同焦虑。所以这部作品很难有个具体的故事，你要问我的话，我要说我在写一个文明覆灭的恐惧感。“旅馆”意象后来才出现，本来我要写成像《哈扎尔辞典》那样的文本，伪造一个西夏版的《哈扎尔辞典》，写开国皇帝李元昊建立西夏国、造西夏文字，文字写得很魔幻，形式是辞典。

　　骆以军：那是一定的。我父亲在1949年之前是在南京的公教人员，他那一代跟着来到台湾，硬生生和父母家族切断，是异乡人。他不是军人，所以我在台北也不是眷村里长大的小孩。小时候我的世界就是家里的小客厅，我学到的人际关系好像今天大陆的北漂第二代。我没有见过祖父母，也没有大家族成长所学到的经验，像张爱玲小说里那么复杂的人情世故，这样大家庭里学到的文学教养是我这样的外省二代没能力达到的。

　　好像是1995年，我和老婆到大陆蜜月旅行去了南京。我父亲当年在大陆结过婚，所以我在南京有个大我二十几岁的哥哥，他带我去长江中间的江心洲。在台湾，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我一家人姓骆，这个姓肯定有古代胡人的渊源哪，何况长得像我这个样子。有一次阿城到台北，看着我的脸说，他曾在西北的一个村子搭巴士，司机长我这个样，路上的抢匪长我这个样，警察也长我这个样，一车人都是我这样的长相。说回那年去南京，到了江心洲，我的堂哥们都六十多岁了，对我说，小弟不要怕，整个江心洲，这里一队的都姓骆。

　　骆以军：开始动笔的前半年状态非常好，一天能写三千字，充满爆发力，直到现在我也认为其中写得最好的就是最开始那几章。那时我凌晨常常写到三四点，躺在床上脑子还在转，心里为写作焦虑。早上七点就要起来送儿子去上课，然后回家继续睡。那时状况亢奋得每当一觉醒来都会觉得脑子里像一个棋局，心里会说，哇这个太棒了。

　　2005年夏天我第一次忧郁症发作，住院吃药，停笔九个月。这种事情对我来说蛮惨的，我好像一辆法拉利，引擎转得飞快，可是很快爆缸了，修补好也无法开到位了。

　　病好了之后的某一天，我和一群哥们在台北的Pub里聊天，突然想到“西夏旅馆”几个字，“旅馆”很适合让我在小说里表现外省人的概念。大陆人的原乡是完整的，而台湾人则有非常复杂的后殖民身份认同。像我的长辈张大春、朱天心他们的小说里也时常在写认同的焦虑。我的身份是外省第二代，我在写作时不可能像莫言那样有个高密东北乡，不可能有沈从文的湘西，张爱玲、王安忆的上海那样的原乡。

　　我这一辈，从小听故事的源头只有父亲那一代，家里没有其他长辈，所以我的写作很容易进入现代主义，进入到马奎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寂》（《百年孤独》）。“旅馆”就像我构造出来的乌有之邦，我要复原父辈们的故事，我的空间剧场不是马孔多（《百年孤独》中的小镇）也不是高密东北乡，而是“旅馆”，漂泊的异化的空间。我又想到赫拉巴尔的《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我梦想写出那样的小说，但没有那个能力。书中那个旅馆仆佣的眼中看到的简直是一部捷克人的心灵史，那不过就是一间旅馆。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有点打通了，又可以继续了。

　　读书报：“旅馆”是《西夏旅馆》中很重要的结构意象，好像你写作的地点也不在同一处，从家到旅馆。

　　骆以军：记得是要在2008年五月交稿，中间有两个多月我到美国爱荷华参加聂华苓的那个国际写作计划。我英语那么差，就躲起来写作，不用每天接送小孩、倒垃圾，也不会被台北的朋友们拉去喝酒。我带去一摞A4的白纸，以为能写十万字，没想到带回台北十五万字。我不会打字，直到现在还都是用很粗的黑色圆珠笔手写，这样写得最顺。我的朋友大多用电脑写作，跟我说电脑方便改稿，可是我写作从不改稿，写完就交给编辑。

　　回到台湾过了两个月，我一个字也没写，又急着交稿，就跟老婆商量，有三个月我每个礼拜离开台北去新竹火车站旁边一个很便宜的小旅馆写作。旅馆房间又旧又小，一个梳妆台一张床，有点日本风味，当年繁华的火车站小旅馆现在变成像是史前的恐龙遗骸。我就在那里写结尾。

　　我设定要写个漂亮的，博尔赫斯式的魔术般的结尾，可是忧郁症又犯了。不过后来的结尾方式我自己也蛮喜欢。我想要写一本辞典形式的西夏旅馆别册，书中后面有个章节叫《图尼克造字》，每个字对迁移者来讲都是一座旅馆，每一座旅馆都有禁锢在里面的时光梦境。

　　读书报：《西夏旅馆》无论篇幅还是文字本身都比较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你在写作时会预先考虑读者的感受吗？

　　骆以军：其实算是会吔。我给台湾发行量最大的八卦杂志写了八年专栏，那些短篇会强迫我在有限的篇幅里讲很市井味的故事，我意识到读者在听这些故事，当时想象比较多的是台北读者。但是，我写《西夏旅馆》的时候想象中的读者应该是王德威或黄锦树这样的。就算读者误读了整部《西夏旅馆》，如果耐下性子，至少上半部的章节以独立的短篇来看，我自己都觉得蛮好看的。

　　我花了四年时间写《西夏旅馆》自然有很多心力在里面，如果读者只用两个礼拜去读，就会对我书中的分量消化不良。不过，能“哄骗”读者买回去看看也挺好，觉得不好看就丢在书架上吧。

　　读书报：你在文化大学时的老师是张大春，平日在台北也和朱天心、唐诺等前辈不时聚聚，台湾作家之间好像挺扎堆的。

　　骆以军：对对，我后来发觉大陆的顶级作家平时很少私下碰面，或者是在公开活动上，甚至在国际场合才碰到。在台北，我发现到了四十岁出去和文学同道吃饭，一桌人我还是最小的老幺，因为都是和朱天心、唐诺他们。他们有很好的中国和西方的文学教养，绝顶聪明、有才华，他们二十多岁已经写出了代表作，我像那么大的时候还是流氓、笨蛋。

　　我觉得自己蛮幸运的，能和这样的文学前辈常常见面，他们像是赫拉巴尔作品中的人物，博学、幽默、脾气古怪、爱欺负我，哈哈。他们告诉我很多文学江湖上的事情，这是我很多文学养分的来源。

　　读书报：香港作家董启章和你常常被评论或媒体同时提到，对他的作品你怎么看？

　　骆以军：英雄惜英雄。我们是同代人，我比他大一些。有意思的是我们赖以在文坛露脸的都是短篇，后来各自去攻长篇，当然他比我厉害，是了不起的长篇写作者。虽然《西夏旅馆》是长篇，私下里我和好朋友说，其实我是短篇小说家，可以把《西夏旅馆》看作由很多篇短篇小说组成，我搭建了一个庞大的小说结构上的违章建筑，并没有像董启章那样，长篇就是清晰的长篇。

　　说到我怎么看董启章，他的成名作《安卓珍尼》曾被文学评奖的评审团老师认为出自一位女作家之手，而我成名作中的男主角，就是个有点流氓气质的高中男生，董启章就像高中女生，哈哈，这是我跟他最大的不同，有点冒犯他哦。即使他的写作结构架得那么大，他文字的核心还是非常阴性的。记得王德威讲过，张大春永远是野孩子，黄锦树是坏孩子，骆以军永远是高中生。我着迷的永远是高中的哥们，二十几岁时我写小说的弱点是不太会写女孩，后来有些生命体验或是磨练，可我觉得我的写作还是纯阳的。不过，我和董启章都受到大江健三郎的影响。我会写到恶，董启章也会，可是他的写作很良善很神性。

　　读书报：《西夏旅馆》出版这两年多你过得怎么样？接下来的写作有什么计划吗？

　　骆以军：我通常写完一部长篇会有半年到一年完全写不出东西，有呕吐感，很怕自己江郎才尽。过了那段时间，写作的饥饿感会再次出现。写完《西夏旅馆》后，我接了一些朋友塞给我的烂文案、序言之类的工作，刻意把写作搞烂，把自己放空。过了这么久，我这样的运动员也该为下一个目标热身了。想过几个计划，可都还是空的，可能我把太多积累和文学资产丢在《西夏旅馆》里面了。

　　明年三月到五月我会在香港浸会大学，我还蛮期待的，这对我来说是又一段不用接送小孩上课，没有朋友长辈找我的时光。我想应该会写点什么吧，不会有太大的规模，顶多二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