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慈善法启动修订，控烟界再次呼吁加强对烟草捐赠的法律限制。11月21日，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发布中国烟草赞助监测报告，研究认为，烟草业在国内的捐赠十分流行，近几年逐渐增多。控烟专家担心，烟草企业对教育、医疗、文化等行业的捐赠，可能洗白公众对于烟草业的观感进而鼓励吸烟行为。

　　烟草业的慈善捐赠长期处于争议之中，控烟界认为，捐赠行为可能洗白公众对于烟草业的观感进而鼓励吸烟行为，因此，国内外专家一致呼吁限制烟草捐赠。现行慈善法施行于2016年，其第四十条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赠违反法律规定宣传烟草制品，不得利用慈善捐赠以任何方式宣传法律禁止宣传的产品和事项。此次研究对于捐赠金额的汇总显示，慈善法颁布初期，对烟草捐赠起到了明显遏制作用，但近些年效果逐渐弱化。

　　该研究收集了来自多方的数据，包括《中国烟草年鉴》、中国烟草资讯网、烟草在线、东方烟草网、新华烟草信息网等烟草业资讯网站，相关媒体新闻报道，以及微博相关条文。研究者系统分析了国内2016年以来的烟草捐赠情况。

　　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副所长、王帆研究员介绍，研究显示：2016年慈善法出台后，烟草赞助金额明显减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恢复增长，“因为慈善法没有全面的禁止，有一些漏洞被烟草业拿来使用了。”

　　此次研究发现，烟草捐赠主要被投入教育、乡村振兴、医疗卫生、文化等行业，赞助了相关的帮扶活动或研讨活动。“我们在监测的时候发现，很多的烟草企业直接到校园里面开展捐赠的活动了，”王帆说，“第二就是主动赞助医疗卫生行业，烟草业本身会带来严重的疾病负担，让人觉得这个行为非常分裂。”一个新现象是，近几年出现的电子烟企业开始投入ESG领域，以ESG的名义进行慈善赞助。

　　烟草捐赠不仅影响公众对卷烟的认知，也在尝试影响政府部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副研究员南奕在发言中提到了另一种打擦边球的捐赠模式。近几年国家层面一项重要的控烟举措是无烟党政机关建设，但疾控部门在调研和评估时发现，烟草企业赞助了很多党政机关的“灭烟柱”，“防不胜防”。

　　“从含有烟草赞助的微博议题来看，近年来，烟草广告和营销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引起公众的关注，但赞助问题比较隐蔽，仍未获得公众的广泛关注。” 王帆总结。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上海市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陈德认为：在烟草赞助活动的过程中往往同时存在着变相宣传或营销，因此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赞助是控制烟草流行行之有效的方式，也是全球控烟的大势所趋。

　　在国内烟草捐助“复苏”的同时，全面禁止烟草捐赠已经是世界共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5年批准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简称《公约》），其中明确提及，缔约方认识到广泛禁止广告、促销和赞助将减少烟草制品的消费，且应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公约还明确，“烟草广告和促销”系指任何形式的商业性宣传、推介或活动，其目的、效果或可能的效果在于直接或间接地推销烟草制品或促进烟草使用。

　　“《公约》中的定义告诉我们目的、效果或可能的效果在于直接或间接地推销烟草制品或促进烟草使用的，对任何事件、活动或个人的任何形式的捐助都被视为烟草赞助，同时也点明了烟草赞助的本质还是在于促进烟草使用。”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李可薇说，“可能在当下中文语境下大家多使用的是狭义上的赞助概念，更多用于描述相关商业行为，例如某活动品牌赞助商；但当我们在讨论烟草赞助这个整体概念时，还是应该参考《公约》中更加广泛的定义。”

　　李可薇还强调，应该综合看待烟草广告、促销以及赞助，如果法律法规只禁止其中一种形式，烟草业将采用其他形式推广烟草。她举例，国际层面俄罗斯、埃塞俄比亚等66个国家均出台了明确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禁令，全面禁止烟草业参与慈善项目，或投资音乐节等吸引年轻人的项目等。在国内，杭州、北京、深圳、武汉、西宁、秦皇岛、澳门等城市也有相关规定予以严格限制。

　　“这也告诉我们在国内的法律框架下烟草赞助的禁令也是有可行性和实践性的。”她说。

　　多位与会专家谈到，当前法律规定中，广告法对烟草广告有明确限制但执法力度需要提高，而慈善法仍有完善空间。前述复旦健康传播研究所的报告建议，有必要在慈善法中明确界定捐与赠、宣传、赞助和烟草制品和所指范畴，并完善罚则。报告提及，当前慈善法条文缺乏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处罚措施。可通过完善行政法规进一步的细化和落实，明确需要进行执法的烟草赞助行为，并促进部门执法。应出台专门的行政规章或者是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烟草捐赠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后的处罚措施，以及何种烟草捐赠行为需要被执法。

　　另一发力角度则是提高行业透明度、减少烟草“露出度”。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研究员张其伟坦言，禁止烟草宣传相关内容在慈善法修订过程的讨论中处于边缘位置，这也意味着修法建议被采纳的难度较大。前几年，国内慈善行业也曾发起拒绝烟草捐赠的倡议，但执行中因为制度缺失而难以产生约束力。张其伟认为，后续可以部门规章等形式，要求慈善行业不得公开烟草捐赠信息，避免变相宣传。

　　张其伟强调，慈善组织的运营命脉是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若由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联合发文规定，接受烟草捐赠的慈善组织不能够获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有望推动一些机构保持和烟草行业的距离。

　　“我们需要一个社会系统整体去控烟，包括法律上也是一样，全方位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整和治理，才可能发挥作用。”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新宇说，“我感觉我自己吸二手烟也没有办法，我确实不想孩子吸二手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