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顺口溜说：人人都反腐败，人人都想腐败。这话虽然有点偏颇，但它从某些方面折射出我们社会中的客观存在。

　　官员腐败，政务腐败，司法腐败，体育腐败，被人称为最后的一块净土--教育和学术也出现了腐败。

　　国外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失去地位最根本的诱因，就是腐败。腐败几乎成为各国改朝换代的导火线。中国作为一个执政党，事实上也正在受到来自腐败的威胁，反腐败已成为近年来中国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为了反腐败，中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组织措施，如在大部分省区新任的正副党委书记中，原来的本地化倾向有所改观。更引人注目的是纪检委书记规格的提升，每一个省区的纪检委书记都由省委副书记兼任。推行了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家庭财产报告制度。1992年以来，更是出台了100多个“不准”。中组部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试图规范干部的选拔任用，预防用人上的腐败。高层也对腐败问题给予了严重关注，1989年，提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惩治腐败成为留下的重要政治交待。

　　时至今日，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中国目前的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人们经常看到，官员们东奔西走，东杀西砍，一些大案要案，领导更是直接坐镇指挥。可反腐败的形势为何仍然这么严峻。

　　目前的干部选拔主要有两种形式：“伯乐相马”和“规则赛马”，也就是“人选人”和“规则选人”。“人选人”主要是凭借选人者个人经验做出判断；而“规则选人”则是通过设计好的一种标准，对候选者进行全方位的素质和其任用的领导职位的个别需求来评判。两种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伯乐相马”式的弊端是具有很大的外部性且不会随伯乐数目的增减而发生实质性改变，另外，这种形式存在很大的腐败机会，一旦腐败行为发生，其治理难度也是很大的；而依靠“规则赛马”选拔任用干部则大大降低了腐败发生的可能，因为这种方式完全是“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规则，根本不需要卖官鬻爵的假伯乐。而通过提高“赛马规则”的设计质量后可以最大可能地降低其外部性水平，而可以大大提高其专家性，通过这种规则选拔出的干部将是德才兼备的良将。

　　事实证明，地方父母官发生腐败行为一般只有两种资源，其一就是干部任用；其二则是项目实施。[评论：为什么送礼会成“为官守则”]

　　继原河南省长交通厅曾锦成、张昆桐先后因巨额经济犯罪被判刑后，现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日前又涉嫌重大违法违纪行为被纪检部门立案审查。根据有关方面已查实的情况，无论是涉嫌经济犯罪的数额之大，还是实施犯罪的手段之恶劣，石发亮都远远超过了前两任。[详细内容]

　　近年来，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大力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高度重视对交通事业的规划建设，充分运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加大投入力度，交通工作本应成为这些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进步的亮点和重要支撑点，但事与愿违，交通方面却接连不断地发生严重腐败。从全国的情况看，近年来因经济犯罪被查处的交通厅长、副厅长不下十余人。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刘中山、副厅长郑道访贪污巨额公款、收受巨额贿赂被分别判处死缓和死刑；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交通厅长纷纷落马。

　　据说，我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是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一切规费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又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再加上不受制衡的招、投标市场，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这既是腐败之源，同时也不科学，不经济，增加了运行成本，降低了投资质量。

　　而省级公路建设的招投标市场目前更是独立于建筑招投标市场之外，各市自然仿效省里的做法，自成体系，非法中标、人情标、划整为零、转包分包屡禁不止。公路建设的每公里平均造价近年来不断增加，而公路建设质量却问题频繁，投资成本与公路建设的增长比例严重失衡，大量资金被灰色蒸发。

　　黑社会性质犯罪曾经长时期在我国消失。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黑社会再度在我们的社会中浮出。而且，一旦浮出，就表现出自己新的特点——即与腐败联姻，在腐败的滋养和权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并与腐败在犯罪的道路上相互照应，并辔同行，形成了当前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影响社会稳定、阻碍社会发展的罪恶“双驾马车“。

　　刘涌在“轰倒”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后，即将目标锁定市长慕绥新，第一次与之交往，他便用10万美金“套牢”了慕，使之由“人民的市长”变成了黑社会的市长，此后慕市长便“尽职尽责”为刘涌黑社会组织服务，为该组织的“茁壮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温岭市原市长周建国、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杨卫中则更典型。张畏木匠出身，一无资产，二无文才，三无业绩，因得到周建国、杨卫中两位“大官人”的栽培和支持，他网罗了一批恶霸、地痞、在温岭市欺行霸市、强卖强买、胡作非为，一下子“暴发”成了亿万富翁。更因周建国、杨卫中的权力照应，张畏还当上了浙江省台州市青联委员、浙江省某报社名誉社长、台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不少企业都被“名正言顺”地“并”到了他手下，使之成为拥有13个子公司的浙江省东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还担任上海东盛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周、杨二位官人如此不遗余力地栽培张某人，自然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张氏犯罪团伙涉案资金5亿多元，其中不少落入了张、杨的腰包。

　　此外，黑社会性质组织与腐败分子为了彼此的利益，临时相互勾结起来，利用对方的权势或人员力量为自己清除经济或政治上的障碍。一是黑社会性质组织雇佣腐败者，利用腐败者手中的权力为己谋利，达到独霸一方的罪恶目的。如浙江省仙居县的郭君明、王焕春黑社会组织，为了使自己开办的煤气公司垄断仙居县煤气市场，向县城建局分管煤气经营的副局长顾金达、县物价局局长朱永跃、物价局价格科副科长王国聪3人行贿15万元，很快便实现了独霸仙居煤气市场的梦想。还有广东的黑社会头目江强，在广西柳州市中山大厦开赌场后，用2万美元打通柳州市公安局局长于丁之妻陈红的关节，此后于丁多次暗中照应江强的赌场，为他通风报信。另一种是腐败分子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采取暴力手段消灭自己仕途上的对手，以达到自己谋官、夺官、保官等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原江西省安义县县长陈锦云，为了当上县委书记，重金雇用陈家友等当地黑恶势力用汽车将时任安义县县委书记的胡次乾撞伤，终于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县委书记。

　　有的腐败分子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的老大，他们权倾一方，不但贪污受贿敛聚钱财，心中还充满了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欲望，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白道、黑道通吃，信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恶霸信条。这样的“官黑”势力，比起那些纯由下三滥的流氓地痞组成的黑社会组织来，凶恶百倍。吉林省长春市有名的黑社会头目梁旭东的公开身份是长春市公安局干警，他曾扬言自己有“三把刀”：“第一把刀，我是警察，谁敢不怕我；第二把刀，我是黑社会，谁敢不服我；第三把刀，我有关系网，上面有人罩着我，谁能把我咋样？”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年年都说反腐败，年年都有腐败发生，一年比一年揪出的贪官级别高？

　　从曾锦成到张昆桐，再到石发亮的跌落，除了利欲熏心、顶风作案的个人因素外，应该说，机制上的某种缺陷正是一步步助长他们腐败“胆识”的更加重要的原因。正是这种缺陷，附之于带有封建烙印的旧官场游戏规则，才给了他们施展才能的机遇！

　　而要减少类似上述人员施展“才能”的机遇，就国家层面而言，应立法禁止任何缺乏外部监督与制衡的经济行为，防止权力绝对化环境下滋生的腐败，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国家投资的效益。 与此同时，增加腐败的犯罪成本，使腐败分子在寻找腐败风险和腐败利益之间的利弊答案时，不能轻易就得到腐败风险要远远小于腐败所获取的利益的结果。

　　因此，人大应从制度的建设和立法的准备上有所建树。即应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防止腐败，转向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建设，抑制各类腐败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趋势上。

　　可以肯定，十届人大将会继续在九届人大工作的基础上艰难跋涉。其中，两部重要法律---《民法典》和《监督法》能否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为公众普遍关注。

　　进一步完善中国的选举制度，也应该成为十届人大关注的一个焦点。政治学者史卫民认为，应该相信人大代表可以推出候选人，不能都是组织推荐，也不能都是等额选举。

　　蔡定剑认为，人大自身的改革，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年轻化和专职化要继续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