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0日，胡润百富在上海发布了《2007胡润百富榜》。有报道称：这是胡润百富第九次发布“百富榜”。笔者尚只找到了2004、2005、2006、2007年胡润榜的数据。在2004年榜上，共有100位富豪；2005年榜增至400位；2006年增至500位，2007年号称800位，实际上有813位。

　　观察国民中处于财富顶端的群体，胡润榜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口，可帮助我们比较客观、全面地了解这个群体的状况。这是经济社会政策研究必要的视角与背景。

　　图一为2004年至2007年胡润榜财富分布。图中的横坐标是各年的上榜者位次，纵坐标为上榜者拥有的财富，为展示财富分布的结构，采用了对数坐标系。

　　图中显示：每年同一位次的财富都较上一年显著增加。这暗示我们，尽管具体的上榜者，其财富有增有减，整个财富顶端的群体，其拥有的财富增速可观。不同年份胡润榜的门槛不同。2004年是12.5亿元，2005年是5亿元，此后为8亿元。因此，不同年份的胡润榜缺乏直接比较的基础。图一提示我们，可以分别比较前100位、200位、300位、400位、500位总财富的变化。由此计算的结果见表一。

　　表一告诉我们，财富最多的前100位，2005年比2004年增加41.6%，2006年又比上年增加61.9%，2007年则比上年增加215.9%。增长明显加速。在各个群体中，均显示出这种加速。

　　这种增加是否由GDP或货币发行量的增加所导致？表二列出了近年来GDP与货币发行量的增幅。比较表一与表二，可见财富顶端群体拥有的财富，其增长幅度远高于GDP与货币发行量的增幅。

　　上榜者拥有的财富与社会总财富相比，处于什么地位？由于统计工作时间的关系，每年公布的胡润榜大体反映上一年的情况，故可以分别用上一年的GDP和货币供应量为尺度来衡量之，结果见表三。

　　数据显示：2007年813位上榜者，其总财富为2006年GDP的16.48%，货币供应量的9.99%。而这813人占13亿人的千万分之6.25。

　　前100位上榜者拥有的财富，2004年为上年货币供应量的1.12%；到2007年，上升到5.17%；2004年为上年GDP的1.82%，到2007年上升到8.54%。可见顶级富裕群体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增幅之快。

　　这意味着，社会财富正以极高的速度向这个群体聚集。与之相对应，必然是整个社会两极分化的加速。如果维持这样的年均增幅，5年后前100位拥有的财富将是当年GDP的1.58倍，货币供应量的92.5%。

　　观察表一中2007年上榜群体各段的财富增速，会发现越是靠前的段，其财富增速越快。这意味着，即使在上榜群体内，也存在两极分化的明显趋势。

　　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只要“利润极大化”作为要素配置的主要机制，财富集中就不可避免。但是集中速度如此之快，其宏观的经济、政治后果是什么，值得深思。

　　2007年榜有813位上榜者。为分析上榜者的分布状况，笔者根据胡润榜提供的公司业务内容，将其分解为若干个大行业。有许多行业只有很少的上榜者或很少的财富，笔者将其统归为一类“其他”。不少公司涉及多个行业，由于缺乏资料，按榜中排列在先的业务归类。

　　另外，胡润榜只提供了公司总部所在的省级行政区名称，为了更细致地观察上榜者的地域分布，笔者逐一查出了他们的具体所在地，并按地级行政区归并。省级行政区失之太粗，县级行政区又失之太细，可能令读者不知其所在，地级行政区是观察地域分布的适中尺度。

　　笔者计算出各行业上榜者的人数比例与财富比例，取这两个比例的均值为上榜群体在各行业中的份额。结果见图二。

　　图三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各行业上榜者的财富分布。其纵坐标为各行业人均财富与所有上榜者人均财富之差，横坐标则是累计的上榜人数。

　　数据显示，只有包装、房地产、新能源、金融、零售批发、其他矿业这6个行业的人均财富超过上榜者人均财富。这6个行业的上榜者占总数的31%。这6个行业有3个属第三产业（房地产、金融、零售批发），而人均财富最低的行业中，除酒店餐饮业外，均为制造业。

　　包装业人均财富如此之高，是因为张茵家族（玖龙纸业）拥有770亿元财富，位居整个排行榜的第二。玖龙纸业为香港上市公司(2689)。

　　房地产业以上榜者之多、人均财富之高引人注目，与之相比，建材业与建筑业显得微不足道。

　　房地产业占到了平均份额的1/4，它占了上榜产业份额的18.9%、财富总额的31.2%。这意味着房地产业的上榜者，其平均财富（69.95亿元）明显高于所有上榜者的平均财富（42.45亿元）。

　　在为社会提供建筑物的相关行业链中，建材业提供原材料，而建筑业实际盖房子。在2007年榜上，建材业占到上榜者的1.4%、财富的1%、平均份额为1.2%；建筑业占到上榜者的1.5%、财富的0.7%、平均份额为1.1%。由此可见，在这个产业链中房地产业的地位。

　　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长年以来，房地产业的就业人数仅为建筑业的3%左右。就业分布与财富分布如此尖锐的反差，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谓“黑包工头”的由来，理解就业困境的由来，理解劳动者极端软弱的谈判地位。

　　为社会提供建筑物无论如何算不上“高科技”行业，论理不存在所谓技术上的进入门槛。根据市场经济的理论，一旦其利润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将吸引大量企业进入，导致利润回归社会平均利润率。事实显然与理论相左，问题出在哪里？

　　对此想不通的人中有位叫于凌罡的人，他发起了合作建房，希望能挤掉在他看来不合理的成本。当时就有一位房地产商评论道：“北京的土地是很难拿的，这里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暗示房地产业的高利润与“拿地”的能力相关。仿佛要证实这个评论，2007年3月20日，《北京商报》以《于凌罡五走麦城背后》为题告诉读者，他们那群合作建房者几年后仍未拿到土地。而土地资源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

　　2005年3月16日新华社曾报道，某省一重量级房地产老板爆料土地竞价的内幕。有个城市为了抬高出让土地的价格，特意请他们这家公司来当“托儿”，与外地投标企业竞价。这位老板十分担心价格抬得太高了，砸在自己手里吃不消。“你只管往高里抬价就行了，如果砸在手里，由政府兜底，大不了再还给政府”，政府的一位官员这样“开导”他。吃了政府官员的“定心丸”，这位老板竞起价来底气十足，果然使地价迅速飙升，再创这个城市土地出让价的新高。

　　早在2004年12月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房地产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刘志峰就指出：“目前在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和房屋拆迁中间，包括城市规划建设中间，有大量腐败问题，有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从地域角度看，房地产业的上榜者高度集中于特大型城市。由上榜人数和财富综合评估的份额分布见图四。

　　其中可见，上海、北京、广州三市就占了46.5%的份额。佛山的位置如此靠前，有些出人意料。那是因为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大桥侧的碧桂园集团，它贡献了2007年胡润榜的首富坐拥1300亿元的杨惠妍。

　　位居上榜者第二位的行业是IT、通信、网络，它造就了7.6%的上榜者，聚集了5.4%的财富，平均份额为6.5%。

　　与房地产业相反，这个行业的上榜者，其平均财富为30.1亿元，不及房地产业的一半，甚至低于所有上榜者的平均财富（42.45亿元）。

　　这个行业有技术门槛，除了“通讯”，没有准入门槛。许多企业依据自己的资源和判断，在这个领域里竞争以求生存。竞争的结果，排序前5位的，有4位涉及“游戏”与“娱乐”，他们是：史玉柱（巨人集团）、马化腾（腾讯）、陈天桥（盛大网络）、丁磊（网易）。只有排名第二的李彦宏（百度）与“游戏”和“娱乐”无关。

　　从我们国家的人均水平看，经济还相当落后。论理，提升整体经济实力，提高各行业的装备水平才是“高科技”企业、“信息化”企业的正事。而“自由竞争”的结果，却让“游戏”与“娱乐”高居榜首。以开发通讯设备为业，以“狼文化”著称的任正非（华为），则敬陪末座。

　　从地域角度看，IT、通信、网络业的上榜者比房地产业更集中。由上榜人数和财富综合评估的份额分布见图五。

　　图中出现了“美国”，是因为戴伟丽的“神奇科技”注册在美国。有报道称：戴伟丽是美国Marvell科技集团公司的创始人，因涉及人为修改大量期权的授予日期，受到Marvell特别委员会的内部调查和联邦主管机构的调查。戴伟丽已同意废弃公司已授予他们的数百万股期权（《Marvell公布期权调查结果CFO辞职》，2007年5月7日，新浪财经）。此外，笔者未能找到有关戴伟丽和“神奇科技”的其他信息。戴伟丽为何上了胡润榜，不得而知。

　　这个行业的上榜者如此高度集中，意味着什么值得思考。我国通信业的主体由国有企业垄断。国企之外的参与者高度集中于北京、深圳、上海、广州这4个特大城市，是否在暗示：除了通信业，这个行业与国家整体经济联系薄弱。上榜者中能做到首位的大多依赖“游戏”与“娱乐”，似乎提供了一个旁证。

　　在被称为“传统产业”的领域中，出现上榜者最多的是“钢铁”和“纺织、服装”两个行业。其中钢铁的平均份额为4.7%；纺织、服装的平均份额为6%。钢铁富豪的平均资产为40.67亿元，略高于IT行业；而纺织、服装富豪的平均资产仅29.88亿元。

　　钢铁行业上榜者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地区，出人意外的是：名列第一的却是苏州（见图六）。

　　苏州有4位钢铁富豪上榜，共拥有215亿元财富。事实上，整个长三角共有11位钢铁富豪上榜，共拥有350亿元财富，平均份额占到25.1%。

　　而钢铁富豪的大本营在京津冀，这里共有16位钢铁富豪上榜，共拥有730亿元财富，平均份额占到43.5%。而京津冀地区人口密集，水资源严重匮乏，环境污染极为严重。

　　图六中出现“香港”是因为吕慧、陈宁宁母女的“嘉鑫控股”，它1995年注册于香港。吕慧是原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东的女儿，陈宁宁是吕东的外孙女，在业内有“钢铁公主”之称。胡润榜中，对“嘉鑫控股”的业务是这样描述的：“钢铁、铁矿石进出口、房地产、金融”。从媒体报道看，“嘉鑫控股”在国内的主要业务据点是河北省迁西县津西钢铁。这一部分显然也在京津冀地区，由此可见京津冀地区钢铁富豪之集中。

　　长三角地区出现了32位纺织、服装业上榜者，共拥有953亿元财富，平均份额占到46%。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纺织、服装业在长三角的广泛分布。上榜者顺次分布在苏州、绍兴、温州、杭州、宁波、无锡、上海、金华、嘉兴9个地级以上的行政区内。

　　图七中出现了“香港”是因为有4位上榜者的公司注册于香港，他们是：杨钊家族（旭日集团）、叶炳棪（互太纺织）、李国栋（永嘉集团）、蔡建中家族（互太纺织）。

　　杨钊是广东惠州人，1967年到香港，从打工起步创建旭日集团。香港旭日集团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0393)。其在内地的业务主要是真维斯服饰的销售，在京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四川、湖南、湖北、西北、山东、东北、华中、广东均设有办事处，在全国约1100多间零售店。另在河北、广东设有生产基地。

　　互太纺织控股有限公司提供了叶炳棪和蔡建中家族两位上榜者，其总部在香港，注册于开曼群岛，上市于香港联交所（1382），其生产基地设于番禺。

　　永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注册于开曼群岛，在香港上市（3322）。其总部位于香港，在内地的工厂分布于广东的东莞、惠州、开平、河源、云浮和浙江海宁。

　　北京、上海是上榜者最集中的地方。北京有87位上榜者，聚集了4230亿元财富；上海有78位上榜者，聚集了4406亿元财富。两个城市共占综合份额的22.7%。

　　深圳、广州、佛山、杭州、香港、南京为第二梯队，共有192位上榜者，聚集了11234亿元财富。香港出现在表中，是因为有23位上榜者，其公司总部在香港。

　　图八中标出的前26个城市集中了上榜者的81.3%，总财富的77.2%，而这些城市除了成都、长沙、重庆外，均位于东部沿海省份。

　　从上榜者集中的程度看，上海、浙江、江苏相邻而集中度高，长三角是一个上榜者集中的地区；广东与香港合成的珠三角则是另一个上榜者集中区。至于京津冀，只有北京独占鳌头，河北、天津与之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因此，不存在一个上榜者集中的京津冀地区。

　　比较这3个地区，发现他们的共性是：房地产业综合份额最高。其中又以珠三角为甚，居然高达四成。

　　从“多样性”的角度看，长三角产业结构最平衡，提供上榜者的行业最多，而北京最少。一方面，北京是一个以行政功能为主的特大城市，许多行业不适于在此发展，前4个行业就占了75.7%的份额。其上榜者之集中与产业结构之单调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一方面，聚集了巨量资源的北京未能像上海、香港、广州、深圳那样带动周边的广大地区。于是，河北、天津提供的上榜者远不如浙江、江苏、广东，甚至比不上福建、山东、四川。

　　在中国历史上，财富聚敛历来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它曾将一个个如日中天的王朝带入动乱与毁灭。财富聚敛一方面使追逐利润的资金高速增加，一方面使社会多数的人口相对贫困。而真实的利润，其主要来源只能是多数人口的购买力。当追逐利润的资金与购买商品并提供利润的资金失衡，社会将出现体制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危及经济机器的正常运行。

　　比较4个年头的胡润榜，我们从微观层面看到财富顶端群体惊人的膨胀速度。央行统计数据则从资金层面告诉了我们它的宏观后果。以GDP为尺度衡量货币发行量的构成，可以发现主要用于购买商品的“流通中货币”基本稳定，而主要追逐利润的“准货币”则大幅攀升（见图十三）。

　　在这样的背景下，追逐利润的资金，其胃口大大超过购买商品的资金的供应能力；社会生产力大大超过有效需求。开工不足、就业不足成了普遍现象，劳动者只能接受饥饿纪律，在所谓高端行业，“女生当做男生用，男生当做畜牲用”；而在低端行业，劳动者就只能服从棍棒纪律山西黑窑事件就是明证。长此以往，其社会后果是什么？

　　财富聚敛源于工商文明的基本机制“利润极大化”原则

　　不少文章将财富的聚敛解释为个人的恶行，这不完全符合事实。其实在胡润榜的813位上榜者中，有不少白手起家、勤劳致富者。

　　例如贵阳的“老干妈”，创业者陶碧华是位农村妇女，靠卖小吃为业。她自制的调味品本来是免费提供给客人的，直到有客人要求带些回去，她才意识到这自制调味品的价值，并转而以此为业。

　　由于能力、勤奋和机遇的差异，在经济学家们描述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财富聚敛和两极分化必然发生。在经济学家们要求中国人“补课”的20多年中，我们亲身体验到了这聚敛和分化的速度。体验到了这“利润极大化”原则的宏观效果。

　　当然，个人的恶行并非不存在。只要去翻翻财经、证券类报刊，尔虞我诈、弄虚作假导致对簿公堂的案例几乎无日无之。2007年胡润榜的两位上榜者，陈宁宁与韩敬远的争斗就火爆异常。这些年来，以“改革”之名，将名义上的“全民”财产变为法律上的私人财产，由此造出大量的富豪，更是尽人皆知。当然，这就不能用“自由竞争”解释了。

　　将“全民财产”变为法律上的私人财产，没有这“全民财产”的委托代理人相关官员的参与，是绝对做不到的。

　　在搜索引擎“百度”上检索“亲商”一词，得出167000条信息，其中90%以上是各地方政府的宣示：“亲商”、“重商”、“招商”、“安商”、“利商”、“惠商”、“富商”。而我国省级政府31个，地市级政府332个，县级政府2860个，即使乡镇级政府也才44850个。

　　“商”的原则就是利润极大化，各级政府的上述政策取向，其实就是为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

　　细观当今各地方政府的“亲商政策”，大体可分两类：一类包括依法行政、公开行政、提高办事效率、废除乱收费、减少无谓干扰等，这是任何一个责任政府、有效政府都应该做的，而且不仅是对“商”，对任何社会成员都应如此。它是政府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谈不上什么“亲商”。而另一类则只能称为“谀商”。如，有的政府制定了“领导干部帮包企业制度”，甚至干部到企业“挂职”，这政商关系还能说清楚吗？有的政府选定“重点保护企业”，这等于对不同的企业实行不公平待遇。有的政府提出要“牢固树立投资者是上帝的意识”，无怪乎有的地方出现了“商人领导官员，官员控制群众”的现象。有的政府擅自减免企业使用公共资源应缴纳的费用，这等于拿公共财产私相授受。更有的政府提出要“政企携手”、“政企依存”，确立“利益共同体”意识，简直把当做“政绩”，无怪乎出现了那么多以地方政府为后台的强制拆迁案件、经济诈骗案件；无怪乎工伤、矿难比比皆是。

　　房地产业在胡润榜中的份额，可以作为政商关系的一个指标。以此观察各地的政商关系，能得出有趣的结果。

　　财富聚敛不仅在社会分层上值得关注，在区域间关系上亦造成难于处理的问题。

　　胡润榜的上榜者高度集中于沿海特大城市。仅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佛山、杭州、香港、南京、温州、苏州、宁波、绍兴这12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就集中了59.7%的份额，而我国有地级以上的城市287个，还有一批非城市的地级行政区。

　　长三角、珠三角与北京市成了3个极为特殊的地区，这3个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氛围与主流价值标准与国家的广大腹地差距甚大。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查研究中心主任陆学艺曾指出：“全国的私营企业家党员比例三十几”，其中顶层的33人中，党员占48%，仅次于公务员、部队。（《南方周末》“中国顶级富豪精神世界调查”）

　　在这3个上榜者高度集中的地区，它们的富裕群体在各级人大、政协中的比重远高于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甚至在“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其成员的比重也远超过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而这3个地区对国家的公共事务决策影响巨大。这种影响势将拉大区域间的差距。

　　孙中山先生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而他的政策主张却是“节制资本”、“扶助农工”。

　　“近时志士，舌敝唇枯，唯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革命。”

　　看到了利润极大化原则造成的国民困顿，和由此潜伏的“第二次革命”危机，他没有天真地要求“与国际接轨”，而是指出中国革命决不能“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别人覆辙在前，就别“前覆后继”了。在“一大”宣言中，他写道：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之民权主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

　　在土地成为培育富豪首要源泉的今天，读一下当年孙中山的《一大宣言》，或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盖酿成经济组织之不平均者，莫大于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故当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

　　地价由你报，国家就价征税。一旦经济建设需要，国家可按你当初的报价收买，土地增值的收益归社会所有，剥夺土地所有者靠垄断土地暴富的机会。

　　与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相比，在早就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的今天，我们那些高举“亲商”大旗，培育如此大量房地产富豪的人们，是哪个“阶级”的什么“家”呢？

　　当时的反对者称孙中山为“孙大炮”，指他的主张不切实际。今天更有时贤以贬损孙中山为能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孙中山“节制资本”、“扶助农工”的政策倾向呢？

　　“利润极大化”原则的整体社会效果就是“损不足以奉有余”，是典型的“人之道”。用《圣经》的话说，是“马太效应”；用时髦的市场营销术语说，是“赢家通吃”；用系统动力学的术语说，就是正反馈机制。而一个只有正反馈机制的系统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扶助农工”，用系统动力学的术语说，就是制衡“利润极大化”原则的负反馈机制。使之不至于走到极端。这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

　　一个社会要能持续生存，“天之道”必须管住“人之道”。然而，“天之道”制约的是有权有势、能说会道的精英阶级，直接妨碍了他们迈向心目中的“盛世”，因而无不面对强大的对手；无不遭到悲惨的结局；无不被后世文人们描摹得一塌糊涂。孙中山是这样，王安石是这样，王莽是这样。不但中国如此，古罗马的提比留格拉古兄弟也这样。但凡阻碍兼并势力者莫不如此。